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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據媒體報道，浙江台州部分公職人員“混跡”於普通村民中，領取、侵占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分紅，與農爭利。對此，當地政府已採取整治措施，要求這些“啃農”資金須“吐出來”退還給村集體。截至目前，絕大多數參與者已將分紅款退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。（9月9日《京華時報》）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，在某些地方，農村戶口成了“香餑餑”，某些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便利，“混跡”村民中，享受村民福利、侵占村民收益，此類事件並不鮮見。這是一種典型的權力腐敗，值得我們警惕，更需要地方政府予以整治。
　　就台州事件來說，當地政府的整治尚屬及時，措施也有一定力度，基本上退還了村民的受損財產。但是，對這一明顯屬於“權力腐敗”行為的整治是否僅僅止於對非法侵占財產的“清退”，當地政府是否需要有進一步的動作，徹查其中是否存在以權謀私的行為，是否存在權錢交易的行為，是否需要對涉案人員予以查處，進一步，是否需要加強監管，堵上制度的漏洞？
　　答案當時是肯定的。可以想象，500多名公職人員“混跡”於村民中，冒領分紅，必然需要某些權力部門、辦事人員為這些冒領人員辦理相關手續，提供他們參與“冒領”的通道，那麼其中應當存在權錢交易、收受賄賂的腐敗行為；也應當不乏某些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以手中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，使自己也成為“冒領”大軍中的一員。這樣一種典型的權力腐敗，豈能簡單地以“清退”了之？因此，在這起腐敗事件中，對於其中的參與者，尤其是具體的經辦人，就必須徹查其中腐敗行為，清理其中腐敗因子，這是黨紀國法的要求。也唯有如此，才能給受損的村民一個交代。
　　其次，若整治措施僅僅止於清退非法所得，那麼，在這一腐敗行為中，參與者收益與付出即顯失平衡。對這些冒領人員來說，即使事件暴露，其代價也不過是清退原本不屬於自己的非法所得，於其自身損失不大，可以說，簡單地付出既能獲取相對豐厚的回報；而對於那些經辦人員來說，在具體的辦理過程中已經獲得了腐敗收益，案發之後，整治措施也僅止於清退那些冒領人員的所得，至少在新聞報道中，並未看到經辦人員對其腐敗行為付出了什麼代價。對他們來說，可以說這是一樁一本萬利乃至無本萬利的買賣，何樂而不為？
　　再者，此次公職人員冒領村民分紅，其中必然存在著監管的軟弱，也必然存在著制度的漏洞及程序的缺口，而事件的暴露及隨後而來的整治措施，原本可以成為查漏補缺、完善制度、細化程序、加強監管的一個契機，為類似的治理提供機制的借鑒及經驗的累積。但是，若整治措施僅僅止於清退非法所得，板子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，毫不觸及機制與程序，機制的進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就無從談起。
　　可以說，於情、於理、於法，整治公職人員冒領分紅都不能僅止於“清退”。若整治措施僅止於清退非法所得，腐敗人員未付出相應代價，腐敗行為未遭必要查處，腐敗因子未遭全面清理，腐敗的漏洞及缺口也未遭查補，其最終結果就是腐敗行為得不到有效震懾，腐敗因子得不到有效遏制，腐敗防範機制得不到完善，治理能力得不到提升，一旦時過境遷，腐敗複發，也就勢不可免了。
　　文/岳乾　　（原標題：整治公職人員冒領分紅不能止於“清退”）